本文摘要：戴皓全国政协委员、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戴皓向两会递交了四份议案，第一份就是《关于实行养老服务业体制改革的议案》。他在该议案中提及，目前民间资本投资养老服务产业十分艰苦，民营养老机构运营压力十分大。因此，迫切希望政府转变包建、包管的职能，按照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共存和政府该持有人多少股份就多少股份的原则，对现有养老项目实施改革、重组。 本报记者 赵萍 北京报导多年来，“养老”话题仍然是全国两会的焦点之一。

戴皓全国政协委员、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戴皓向两会递交了四份议案，第一份就是《关于实行养老服务业体制改革的议案》。他在该议案中提及，目前民间资本投资养老服务产业十分艰苦，民营养老机构运营压力十分大。因此，迫切希望政府转变包建、包管的职能，按照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共存和政府该持有人多少股份就多少股份的原则，对现有养老项目实施改革、重组。

本报记者 赵萍 北京报导多年来，“养老”话题仍然是全国两会的焦点之一。3月4日，全国两会转入第二天，21世纪经济报导记者得知，全国政协委员、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戴皓向两会递交了四份议案，第一份就是《关于实行养老服务业体制改革的议案》。他在该议案中提及，目前民间资本投资养老服务产业十分艰苦，民营养老机构运营压力十分大。因此，迫切希望政府转变包建、包管的职能，按照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共存和政府该持有人多少股份就多少股份的原则，对现有养老项目实施改革、重组。

养老话题以外，戴皓的另三份议案分别是《关于减低保险行业营销员从业开销的议案》、《关于把国人在境外消费纳返国内的议案》、《关于整治居住小区违法搭起问题的议案》。探讨两会金融“一年最少亏损3400万元”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大大激化，养老产业将步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然而，从广大的老龄消费者的角度，在养老问题上他们广泛遇上公办养老机构“寄居不入”，民办养老机构“寄居不起”的老生常谈的问题。

然而，政府对公办养老机构的类似优惠和补贴政策，必要造成了市场价格的“变形”，对市场大大构成断裂。民营资本的出资人，一方面，摩拳擦掌打算进占正处于战略机遇期的养老产业；另一方面，现有民营养老机构广泛运营艰难，步履维艰的现状，又让民营资本因看到投资的合理报酬，望而却步。

以武汉一家显照料型服务机构为事例，2014年服务收入仅有400万元，而人员工资、水电气等能源费用和各种税费的运营成本高约1300万元，净亏损900万元。这还远比设施投资5亿元的收益，如果按照5%的银行利率激进计算出来，又是2500万元的损失。综合换算下来，这家养老机构一年最少亏损3400万元。

作为保险业民营资本投身养老社区的先行者，戴皓在议案中忘了上面这笔帐。他指出，目前民间资本投资养老服务产业十分艰苦，除固定资产投放外，人力成本、能源费用、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等包含的运营成本也十分低。而由于市场必须培育，前期入住率严重不足，民营养老机构运营压力十分大。目前养老市场不存在公办和民办两种体制。

公办的养老机构由政府投资，运营上享用各种税费免除以及财政补贴。还有一些“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的模式，基本上都是以不原始、不现实的成本参予市场竞争。

戴皓称之为，对公办养老机构的类似优惠和补贴政策，必要造成了市场价格的“变形”—公办的养老机构价廉物美、门庭若市，民营市场化养老机构因成本高而应者寥寥。今年2月3日，国家十部委授予了《关于希望民间资本参予养老服务业发展实行意见》，对民间资本投放的养老服务业起着很大的鼓舞起到。

但是，民间资本的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跟上阶段依然很艰苦。“政府要转变包建、包管”戴皓在议案中写道，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我国2亿多老年人口是以低收入的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群体。上述武汉一家养老社区寄居了100多位老人，大多是离退休的老专家、杨家学者、老干部，从观念、文化、收益三个方面看，他们认同归属于高端用户。

这些用户平均值每月卸任工资近6000元，而该社区的平均值收费在每月5000元左右，占到他们卸任工资收入80%多。杨家人们实在喜，而养老社区仍然无法盈利。为什么很多老人寄居不起？戴皓指出，这牵涉到我国的养老保障体系问题。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广泛创建了三大支柱、三大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即：整个养老保险体系分成4∶4∶2结构，40%是国家出有，40%靠企业年金等，20%靠个人商业保险。

以国际经验来说，如果卸任后的养老金替代率超过70%以上，才能维持卸任前的生活水平，如果高于50%，则生活水平较卸任前会有大幅度上升，目前我国养老金替代率只有40%左右。根据老年人口的状况，依靠国家投放认同过于，发动社会力量转入养老服务领域十分必要。因此，戴皓建议实行体制改革：按照政事分离出来的原则，政府要转变包建、包管的职能，按照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共存和政府该持有人多少股份就多少股份的原则，对现有养老项目实施改革、重组。

凡合适市场化方式获取、社会力量需要分担的，不应按照改变政府职能拒绝，通过政府出售服务方式提供方便可及、价格合理的养老服务。公办的国有企业和事业不应投资那些战略性和民营企业无法操作者的产业。“政府不应做到好自己的监管角色，要从必要获取公共服务职能中撤离，从公共服务的供应者改变为公共服务的政策制定者和质量监管者，由合格的社会的组织去负责管理养老服务的明确运营，彻底改变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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